医家源流
帝王世纪云，神农以赭鞭击草木，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正之，一日之间遇七十余毒，极含气也，人病四百，药二百六十有五，乃着《本草》，而医书之原启矣。黄帝深虑人生夭昏凶札，上穷下际，察五气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亟咨于岐雷而《内经》作，自《内经》而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后出杂着者不与焉。夫《内经》谓为黄帝之书，虽先秦之士根据仿而托之，其言质奥，而义弘深，实医家之宗旨，犹吾儒之六经乎。
秦越人《八十一难经》继作，盖举黄帝岐伯之要旨，而推明之，亚于《内经》者也。汉张仲景本《内经》、《难经》之旨，着《金匮玉函经》及《伤寒》诸论，其论六气之所伤，最为详备。
晋王叔和纂岐伯华佗等书为《脉经》，叙阴阳内外，辨三部九候，条陈十二经，洎三焦五脏六腑之病尤为精密，二氏之书，诚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后，巢元方着《病源候论》，王 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风寒二湿，而不着湿热之说， 推五运六气之变而患在滞而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孙思邈出，以绝人之识笃，济物之仁，其列《千金方》《翼》，所以发前言启后学，有功于医道深矣。当时，王焘有《外台秘要》，所言方证符证灼炙甚详，然谓针能杀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则一偏之论也。及宋钱乙、庞安常、许叔微迭兴，庞则囿于准绳尺寸之中，许则务在出奇而应变，其术皆本于仲景，惟钱深造仲景之阃奥，建为五脏之方，各随所宜用，谓肝有相火则有泻而无补，肾为真水则有补而无泻，可谓启《内经》之秘，惜其遗书散亡，出于阎忠孝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也。若大观间，陈师文、裴元宗辈所制二百九十七方，则欲以一定之方，而应无穷之病，识者固知其昧于变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张洁古、刘守真、张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医道于是乎中兴，洁古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书不传。其学则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内外二伤，尤先于治脾土，其为法专于补，其所着《脾胃论》，诚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风寒暑湿燥火六门为医之关键，其剂多峻厉，其为法主于攻。守真论风火之病，以《内经》病机气宜十九条着为《原病式》，曲尽精微，其治法则与子和相出入者也。张氏一再传其后无闻，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独刘氏传之荆山浮图师，师至江南，传之宋中人、罗知悌，而南方之医皆宗之矣。及元时之言医者，非刘氏之学，弗道也。刘李之法虽攻补不同，若会而通之，神而明之者，丹溪人也；研而精之，化而裁之者，丹溪书也。上续天潢之正派，下衍济渎之远流者，兹人也，兹书也，吾不知其尽也。
天启岁重光作噩壮月天医日宛泾谟觞 山人吴恺茂仁甫述
秦越人《八十一难经》继作，盖举黄帝岐伯之要旨，而推明之，亚于《内经》者也。汉张仲景本《内经》、《难经》之旨，着《金匮玉函经》及《伤寒》诸论，其论六气之所伤，最为详备。
晋王叔和纂岐伯华佗等书为《脉经》，叙阴阳内外，辨三部九候，条陈十二经，洎三焦五脏六腑之病尤为精密，二氏之书，诚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后，巢元方着《病源候论》，王 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风寒二湿，而不着湿热之说， 推五运六气之变而患在滞而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孙思邈出，以绝人之识笃，济物之仁，其列《千金方》《翼》，所以发前言启后学，有功于医道深矣。当时，王焘有《外台秘要》，所言方证符证灼炙甚详，然谓针能杀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则一偏之论也。及宋钱乙、庞安常、许叔微迭兴，庞则囿于准绳尺寸之中，许则务在出奇而应变，其术皆本于仲景，惟钱深造仲景之阃奥，建为五脏之方，各随所宜用，谓肝有相火则有泻而无补，肾为真水则有补而无泻，可谓启《内经》之秘，惜其遗书散亡，出于阎忠孝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也。若大观间，陈师文、裴元宗辈所制二百九十七方，则欲以一定之方，而应无穷之病，识者固知其昧于变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张洁古、刘守真、张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医道于是乎中兴，洁古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书不传。其学则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内外二伤，尤先于治脾土，其为法专于补，其所着《脾胃论》，诚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风寒暑湿燥火六门为医之关键，其剂多峻厉，其为法主于攻。守真论风火之病，以《内经》病机气宜十九条着为《原病式》，曲尽精微，其治法则与子和相出入者也。张氏一再传其后无闻，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独刘氏传之荆山浮图师，师至江南，传之宋中人、罗知悌，而南方之医皆宗之矣。及元时之言医者，非刘氏之学，弗道也。刘李之法虽攻补不同，若会而通之，神而明之者，丹溪人也；研而精之，化而裁之者，丹溪书也。上续天潢之正派，下衍济渎之远流者，兹人也，兹书也，吾不知其尽也。
天启岁重光作噩壮月天医日宛泾谟觞 山人吴恺茂仁甫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