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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 |
| 作者:余新忠 主编 |
|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出版日期：2009/8/1 |
| ISBN：9787108031686 |
定价： 42.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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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推荐
《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是国内第一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集，共邀集了来自中、美、日等国的18位历史与医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共同探讨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问题。其中既有享誉海内外著名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内容涵盖了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清以来的疫病及其社会应对、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学、近代境遇中的“卫生”等方面。编纂这样一部论文集.首先是希望藉此来展现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兴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动向.进而推动国内这一研究的发展。其次.也有意将其放在本世纪初一些学人所倡导的“新史学”构架中，从一个具体的专题领域入手，来践行和展示“新史学”的学术理念，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取向和对“现代性“的省思。最后也期待通过展示海内外和内外史之间的研究的各自特色，以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目录
前言
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作为历史指标的传染病
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
药物、医学知识与消费文化：清代人参史研究的新取向
疾病及其社会应对
清代江南的民俗医疗行为探析
疾病谱与治疗观——早期教会医院的案例分析
清末政府应对疾病的新举措
战时上海的霍乱预防运动
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疗
“血症”与中国医学史
论争前的和谐——近代中西医知识中的“热病”论述初探
中医存废问题第一次大论争——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
从宣统年间社团档案看清末广东善堂的
社会医疗救济活动
民国时期医生之甄训与评核
近代境遇中的“卫生”
沐浴与卫生——清人对沐浴认识的发展和转变
清末北京卫生行政的创立
近代上海医疗卫生史的另类考察——以医疗卫生广告为中心的分析(1927-1937)
民国时期的卫生运动初探——以天津为例
农复会与1950年代台湾的乡村卫生
后记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一中国医学知识体系与医疗卫生体系的“近(现)代化”
20世纪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讨论多围绕着“近代化”或“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主题。论者多先设定一套衡量进步的标准与一个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明确了解的目标。所谓“现代化”，就是中国朝此目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暂时抛开理论性的辩论，单从过去一般中国历史学的研究看，有关研究，多半集中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及相随的文化革新。从清末的新政，到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较后期的工业化、政治改革，甚至妇女运动、国民政府推动的新生活运动等，均被视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时代努力往特定的“现代”目标渐进的一段充满曲折与挫折的历史。一些学者将“成功”的日本明治维新与“失败”的中国近代化相比，认为是两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化”历程，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日本成为殖民母国，中国则沦为帝国主义的牺牲者。简而言之，20世纪中期左右的中国现代化讨论的焦点，是集中在中国在血泪中步履蹒跚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科技的过程。19世纪中以来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模式成为具普世价值的模式，其他文化必须模仿以求进入更高文明的阶段。因此无论日本、中国、印度的近代历史，大部分是从“近代化”或“西化”的角度写成的历史。这是一直到20世纪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史学研究的内容特色。
有关传统中医近现代化或西化的各种辩论，早在清末已出现。有关这方面的近人研究，有中国内地学者赵洪钧在1989年出版的专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近年台湾地区学者雷祥麟在其7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对1930年代中医的“科学化”辩论有更进一步的精细的剖析。早在中医积极“现代化”过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医学者所著的“医史”就已经把中医西化的过程纳入其中，而且大部分均以肯定的态度来描述这个发展。而他们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就是“中西医汇通”。中医名家谢观(利恒，1880—1950)，在其言简意赅之医史著作《中国医学源流论》(1935)中特列一项“中西汇通”，并说：“中西汇通，自为今后医家之大业。”1937年医史前辈陈邦贤先生(1889-1976)的重要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把中医的历史发展时序列得更清楚。此书分为五篇，除最后一篇“疾病史”外，前四篇均以时序安排，从“上古”到“中古”，从“近世”(明清)到“现代”。而在第四篇“现代的医学”一章中，作者开宗明义地写着：“中国的医学，从神祗的时代，进而为实验的时代；从实验的时代，进而为科学的时代……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成为科学的医学：在最近三十年中，新医学的蓬勃，有一日千里之势，推其缘故，由或自从西洋及日本医学输入以后，国人之思想为之一变。”这是中国医学“现代化”的最佳写照。
而陈邦贤的看法是延续了与谢观同时的丁福保(1874—1952)等人的立场。陈邦贤在书中特别引了丁福保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话：“西方鸿宝，来贡神州，我国民应若何欢迎而拜受之也。奈何一孔之医斥为未达，墨守旧法，甘为井蛙，坐令病夫盈国，死亡接踵，伤心惨目，有如是耶!”换言之，落后、不科学的中医，必须接受西方科学的洗礼，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医学，拯救国人的性命。其实丁福保对传统中医学有深厚修养，但就算如是，当中医学在世纪转折时期面对危机之际，他仍认为必须将中医学“科学化”。如当时许多传统中医精英一样，丁福保认为要将科学融入，才能拯救日渐没落的、杂芜的、过于“哲学”的中医学。他认为中国古今医籍之中“有极效之方，积数千百年之经验，数千百人之精力而成者，其可贵，岂凡庸之所能知哉!”但必须“求中西医学之汇通”才能把传统中医的精粹转化为“现代”的有用知识。
从丁福保到陈邦贤等医者与学者，仍相信传统医学的价值，所以致力维护中医的精粹，但同时也认为中医内部有严重的缺点，所以相信引入西方科学能提升中医的知识内容及相关社会体制，以推动中医的“现代化”，正如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均需要“现代化”或“西化”。只有这样，中国才可以壮大，避免继续被西方强权与日本侵略。清末至民国，甚至到1949年以后，中医界精英为了“拯救”被指为迷信落后的传统医学一直坚持这个立场。所谓“中西医汇通”就成了近代传统医学“现代化”的代名词。晚至邓铁涛(1916- )先生主编之《中医近代史》(1999，此书与雷祥麟论文完成于同一年)在“探索中医学术革新之路”一章中仍以“中西医汇通医家出现”作为开场白。而且提出“汇通”之后，邓先生即说“中医改良的基本主张是大力引进西医和改造中医”，特别是要祛除中医的“腐败”，其论调与民国时的“中西折衷论”完全一致。
相对于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在1929年提出“废止中医”的极端立场，上述的“中西汇通”、“改造中医”的努力显然是折衷的做法，而且一直坚持到今天。但无论是极端的废医或折衷的以西医改良中医说，都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医学“现代化”的“模式”。前者主张全盘接受西医，放弃中医，后者以西方科学改革中医，以保持中医的“精粹”。两者均以学习西方医学与科学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近百年来的确被认为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文明进化的一个主要指标。所有落后文明如要步人“现代”，均不能不学习西方的制度与科学。换言之，面对西方的医学与科学，中国只能持虚心学习的态度。无论持哪一种立场的人，都认为西方医学对中国医学、甚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应该是完全正面的，而且这个“现代化”过程是必需的。
以“中西医汇通”方式把传统中医“现代化”的做法如今已成定局。今天所谓“传统”中医的训练，无论在台湾地区或中国内地，都包括了西方生物医学的基础课程。换言之，如今的所谓“传统”中医对身体构造、病因解释、药物分析、治疗原则等的了解，基本上已异于19世纪以前的传统，而更接近西方生物医学。这样的一个现代中医知识体系到底在哪个意义上仍保留传统的精粹？它在“现代化”或“西化”的过程中所牺牲的部分今天是否仍为大部分医者所了解？换言之，如何评估这个“现代化”的代价？如何了解“现代化”后所谓中医体系的本质？对这些疑问，至今似乎仍没有中肯而深入的讨论。“中西医汇通”这个口号喊了快半个世纪以后，与邓铁涛同年的著名医家裘沛然(1916- )曾在1958年这样说：“中医有中医的理论体系，西医有西医的科学根据，中西医学术观点，现在还有一定的距离……而目前的所谓‘合流’，恰恰存在一种勉强撮合、貌合神离、急功近利与哗众取宠的情况。”而半世纪后的今天，这个批评是否仍有效？原来所谓“哲学”的中医是否仍保存其大部分的“哲学”？如果“科学”取代了“哲学”，中医是否仍能保留其传统体系，或所谓其“精粹”？比裘沛然再晚一辈的中医学者廖育群(1953- )指出：“新一代的中医可能是在当今这个所谓‘科学时代’中使用古代思维、语言文字、科技手段最多的人，但如果想真正理解这个体系并有志于研究整理，那么他们头脑中的‘古董’绝不是太多，而是不够。”过去以政治、舆论力量催生的“中西医汇通”的中医“现代化”过程渗进不少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催生一个名副其实的结合着西方科学的新中医体系？还是只是制造了一个为了迎合科学化的诉求而牺牲了传统知识核心的拼凑体？这个疑问仍有待具中西医学训练背景的专家作系统的检讨。西方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把当今中西医汇合的治疗方式作了描述与分析，并称之为“活着的传统”，意思是现今的中医与过去的“传统”并未发生基本的断裂，仍是改变中的、有机的传统。Scheid认为中西医虽然是截然不同的医学规范模式(paradigm)，但仍然有沟通的可能性。医疗方式亦可以是多元的。然而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似乎仍没有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提出具体、系统的分析与评估。在今天主流西医学对非主流医学采取更包容的态度，而且中国对本身的文化乃至于中医学较具信心之际，这个问题应该比一个世纪以前更能引起平心静气的理性讨论。
然而当年以“中西汇通”的方式把中医“现代化”或“科学化”的做法，并不止于“改良”中医知识体系或治疗方式。捍卫中医更重要、更实际的考虑是让中医师能够成为现代医疗体系中重要的成员，包括使他们能参与检疫、疾病预防与医疗法规的修订等重要公共政策。即借此保护、巩固中医师在现代政体里的发言权。……
书摘与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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