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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
作者:皮国立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9/1
ISBN:9787108029669 定价: 38.00元
        内容推荐

    中国文化在经历百年来的洗礼与淬炼后,早已和当初的面貌大不相同。中西医不同的身体概念;让这个中西文化交会的契机充满各种挑战,至今不休。

    本书跳出中西医论战非此即彼的窠臼,选取唐宗海为个案,探讨早期的中西医汇通,对唐氏选取中西医若干理论解读中医,以维护和发展中医自主性的思想行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虽然实际上汇而不通,却显示了中医未必要科学化才能走出古今中西二重性难题的历史新路。这不仅对研究近代医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有所裨益,对于时下的一论争也有启示作用。

    作者简介

    皮国立,1976年生于台湾台北,目前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侯选人,兼任该校讲师。台湾新史学医疗史的二代学人,专长中国医史、疾病与身体史,博士论文将进行有关近代中国热病学科转型的研究。撰有专著《医通中西—唐宗海与近代中医危机》、《台湾日日新—当中药碰上西

    目录

    自序吾以文化思医史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撰文动机与基本文路

    第二节近代中医史的过往与展望

    第二章唐宗海与其时代

    第一节唐宗海传略

    第二节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与唐宗海对是书的解读

    第三节近代西医传人中国之背景与引发的论题

    小结:面向中医未有之“奇变”

    第三章 身体左右不分——肝的形质与气化位置

    概述

    第一节“肝生于左”所引起的问题

    第二节唐宗海与其同时代医家的辩说

    第三节从治疗方式确定传统学说

    小结:一个脏腑,各自表述

    第四章找寻人身内“气”道路——三焦论

    概述

    第一节唐宗海面对的原始论辩

    第二节三焦论的各个层次

    小结:寻觅形质之新中医论述

    第五章 旧知识与新形质——中西医消化作用的例子

    概述与定义

    第一节王清任与西医对人体消化管道的描述与问题

    第二节唐宗海的脾胰说

    第三节 中西对消化器官的描述

    小结:从古代医学“发现”胰脏

    第六章探索“千古脉诊之准绳”——中西脉学的对话

    概述

    第一节理论与技巧的融合——脉诊文化

    第二节气血不合——近代脉学被质疑的来龙去脉

    第三节血管、血(脉本质)之形质、功能、方向——唐宗海对脉与血管的新看法

    小结:近代之脉诊还值得依赖吗

    第七章 羽翼仲景——唐宗海对《伤寒论》“六经”之解读

    第一节前言——问题意识与伤寒学史的一些研究

    第二节从《内经》时代的“六经”谈起

    第三节六经的继承与转化

    第四节《六经方证中西通解》与《伤寒论浅注补正》

    第五节六经问题之终?继承者与反对者

    小结:近代中医的彷徨与踌躇

    第八章身体文化历史的冲突与交会——当中医心遇上西医脑

    第一节心与脑

    第二节唐宗海面对心脑并论时的历史课题

    第三节唐宗海医论中的心脑关系

    第四节精气的流动——肾与心、脑、髓

    小结:近代中西医心脑融合论的可能

    第九章总结论:新中医的历史与现实困境

    附录:唐宗海年谱简编

    征引文献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撰文动机与基本文路

    多年来,“中西医结合”的口号弥漫于海峡两岸的医界之中 。

    1958年,毛泽东(1893-1976年)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个批示,使得大陆地区展开一连串实际的中西医融合工作 。当代著名的医史学家陈可冀、李经纬等人,都是当时所谓“西医离职学习班”的人才,为进行中医理论探讨、发掘理论与实际疗效的代表人物;而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各国,也都有医家倡导将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相结合的想法,足见这个“融合”概念对现代中医的重要性。

    回首台湾的中医药发展史,在1945年左右,具有正式中医师资格者仅有10人左右;一直要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的中医药事业发展才可以算正式进入发展期。目前中医药界普遍有了一些共识,包括:加强自身的科学性、中西医结合的策略等。例如创办于1958年的中国医药学院,其建校之愿景虽然是“弘扬中国医学”,但执中医界牛耳的专业人士都认为,中医必须加强自身的科学化、现代化,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陈立夫(1900-2001年)就提出了“融汇中西医药学术”的中医教育方针。

    那么,作为一个历史课题,这个中西医融合的思想概念是如何产生与运作的呢?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深入的历史考察后就可以发现,早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中西医折衷”(或可称为“汇通”)的口号 ,试着进行中西医理论融合的可能性,他就是名闻近代医界的唐宗海。

    唐宗海(1851-1897年),字容川,四川彭县人。他既非出身于中医世家,也不能归为名门之后,他靠着自学与问学,在清末名医如林的北京与上海崭露头角。1892年,他最早期的五本著作,由上海袖山房合印成书,名日《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此书是以“中西汇通”为名的第一部完整著作。于是,在此名士辈出之年代,后人遂有意将援引西医学说至中医理论内的医家们,称为“中西融合派”。对于这个时期中医们在想法上的各种转变而言,唐氏的论点与思考理路,着实透露出许许多多可供研究与关心中医发展者挖掘、注意的思考模式及想法,而他的志业则开启了日后中西医融合的先声。

    就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意识而言,主要着眼于分析传统中医在此时期所面对来自西医学冲击的危机。选取唐宗海为论述的中心,有几点考虑:第一,唐宗海的著作齐全,他的知识体系新旧杂陈,内容丰富,包括了《内经》、《伤寒》、《金匮》与本草学等各方面的见解,相当完整,包括一些中西医融合思想者的医书内容在内,许多在今日已经是不管用的知识,但站在历史学上却是极为重要的一手史料,将做穿插分析,能较全面地分析出此时中医学之变化,而避免单一的思想考察。第二,唐氏既被普遍认为是首位提出“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中医,这种认知的建构是在何种基础上的?若只是单纯地强调他是“第一人”,那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去探索他的“汇通”到底让中国传统医学的知识起了一个怎样的变化,亦即他怎么去融合西方医学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医学。最后,他的作为能否对读者们有所启发,当我们检视了中西医在身体论述上的一些各自差异后,可否给予我们在反思“中西医融合”这种思想体系时的一些思考力。鉴往知来,或许能从中萃取一些中医在今后发展史上可行的道路。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们首先来探索“中西医融合”本身的一些定义问题。不论在“医学”或“医史”的讨论中,对“中西医融合”的说法都相当不一致。广义而言,有定义为“中西医学一元化”者;也有言“折衷中西派”者、“中西汇通派”者,甚至有“衷中参西”者,这些名词有时只是一种笼统的概括名词,只要是理论中杂有任何中西医医论者,应该都可以被归类为具有“中西医融合”思想的医家。根据丁福保(1874-1952年)所编之《四部总录——医药篇·现存医学丛书总目》记载,清末至民初的医书出版市场中,除了医家个人的医书单行本之外,以“中西”为名的合刊医学丛书就有《中外医书八种合刻》、《中西六种》、《中西医粹四种》、《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中西医学群书国粹部第一集十种》、《中西医学劝读十二种》等至少六大刊本之多。所以,谈折衷也好,定义成汇通也罢,这其中并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当时以“中西”并列的学问,是相当有出版市场的,至少当时人不会去费心讨论名称,而应该是读者想知道“中西医”并列这个“中”装的是什么药?时至今日,也可以寻出同样的旨趣,我不认为医学书目只有医生可以阅读,至少在古代,有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普罗大众,都兼通一些医理,最简单的道理即在于,每个人都会关心、想要认识自己的身体,而这样一个由陌生到熟悉所建构出来的身体观念,又往往是透过医书来传达、形塑的。所以检视这段中西融合之初的历史,应该要追问的是在所谓中西医融合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医学知识是否在解剖学与脏腑知识的实际认知上受到西医的影响,而产生与传统之不同转型?人们对于身体知识的好奇与观念的转变,又有什么可供探索之处,从当时医书的内涵来切人,应可找到蛛丝马迹。

    换句话说,“中西医融合思想”最初并不是一种僵化的思考“模式”,像是Peter Burke认为“模式”是一种“思维的建构”,它会简化事实以便于理解。我们在从事历史论述时也不知不觉地在使用模式,这使得我们对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一些变化漠不关心。所以,本书试图藉由思想起源与特质的考察,来厘清这个时代思潮下,中西医融合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中医们的态度,而非笼统的概括。这些医论中的身体知识所代表的意涵应该是近代中医们,受到同样的刺激所做出重新诠释身体与脏腑功能的反应。虽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仍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导者,而其呈现的正是中西医融合最初的典型。

    唐宗海生活的时代,不论在政治、军事、地理学、经学或科学各方面的思想,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与旧传统不同的改变;代表每一个学科的知识分子,也都积极寻求知识与制度的创新。这些创新的内涵,一方面来自于对传统的积极寻求,寻求突破与创新;另一方面,因为吸收了西方思想中的种种元素,也使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新的想法,以之去解释“旧传统”,而有新的意涵出现。这类中与西的文化交会,即郭廷以(1904—1975年)所说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大转变时代,致成这个转变的力量虽颇复杂,而其主要或中心因素则为此期间的中西关系。” 这是本文欲注意之动向。

    当时中医们对西医学说之反应,颇似李文孙(Joseph Lven—son)所说的: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由挫折感与屈辱感所产生对传统知识的肯定、反思与回应。虽然以西方传统的论述架构——冲击反应说,来解释近代中医史发展的脉络,并无不可,因为中医在近代的转变的确是脱离不了西医知识的影响。但论者有谓,以旧有的帝国主义压迫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来解释整个历史发展前进动力的说法,已受到质疑。如Andrews认为,近代中医特别将西医解剖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是因为此知识与古代中医经典《内经》中的解剖知识有关,而非全然是中医学家对西方科学(冲击)的注意。所以,持所谓西方势力“冲击与反应说”这一论点已不能完整诠释近代中医史的发展与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此“冲击”应该有更好的解释,而非将整个笼统的“西医知识”套入解释。当时的中医学家们各有不同的议论,并非都是受西方医学压迫的结果,反而有自发学习与诠释经典的涵义在内,而且中西医融合、汇通之方向还是以中医为主体的论述 。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谈中医在此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去奢言西医或近代化卫生体系如何征服了中国,不过是进行“以论代史,观点先行”的研究,是相当不切实际的做法。对此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呼吁即为柯文(Paul A.Cohen)所言:“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共同愿望——把中国历史从神秘的烟幕中拯救出来,从狭隘的眼光所造成的框框里释放出来,使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的历史经验,对西方人民显得更容易理解、更有意义、甚至更重要。”是以,研究中医史可以说是认识中国近代整个医界的最佳切入点。

    当然,近代中医和西医的缠结是无法分开的,所以,在着眼于中医近代史的研究时,还是不能忘记西医在各方面如影随形的影响力。本书拟用第二章作为探讨中西医融合思想的源流与背景,与中西各自医学的内容、民众对不同医疗的反应与背后所凸显之文化意涵。另外,唐宗海的生平传略也有必要交代清楚。唐宗海本人的生卒年曾引起讨论,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留下丰富记载,其生存之年代仅有短短的四十六年,这还不包括他在人生前半段都花时间在努力学习四书五经、参加国家考试上面。相对于其它医家,他的著作可说是相当丰富,不但版本众多,而且旁及中医学的数个领域,有助于本书的开展。所以,本书才以唐氏的著作为切入点,而不考虑传记式的写作方法,冀望能厘清唐氏思想的脉络。

    阅读是一种历程,为了导引对中医理论不甚熟悉的读者,本书将预先交代唐的主观意识,将更有助于读者们解读中医的经典。唐氏在各章节中的讨论,都是以中国传统医家经典《黄帝内经》与内科经典《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理论为主,来认识或诠释西医知识。当然可以想见,唐氏用他仅有的西医知识来阐述中医脏腑理论是绝对不足的,所以他仍使用相当多的传统医学概念,诸如阴阳、寒热等观念来加入其中,形成特有的解读方式。对《内经》知识的重建,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脏腑知识的再肯定;而对仲景之学的批注与补充,唐氏的思想实受陈修园(1753—1823年)批注医书的影响,尤其是在伤寒学的部分。

    王清任(1768-1831年)是另一个近代中医史的要角,他的身影将出现于各章之中。其著作《医林改错》(1830年刊)对传统中医学的错误毫不留情地批判,究其原因,王对中国传统的脏腑与生理知识不满,加上他对实际剖割尸体的观察,故发为言论,使得其后中医界人士如陈定泰、陆以湉、朱沛文与唐宗海等人把焦点放在对西医相关学说中,与中医脏腑知识相关的讨论产生兴趣,并回过头思考、解释自己所学的“圣人之言”,强化传统医学的各种理论,这些都可视为中西医融合思想生发的契机。通过唐宗海与王清任的对话,我们将更了解唐针对的焦点为何。

    合信医师(Benjamin Hobson M.B,M.R.C.S,l816—1873年)的言论也是各章的焦点。他于1851年至1858年间将西医学介绍到中国来,并引起中医与士大夫们的关切,是继王清任后再一次将身体内实际脏腑形质之重要性点出的人,可视为近代传人中国之西医知识的代表。流风所及,在随后的报纸、医书中,都对西医学有若干讨论,而后,随着中国五口通商与门户开放,西医更广泛地传人中国,并成了中国求“富强”思想的一环。处理这个问题,是为了交代背景以及中西医融合思想中的西医知识,到底在当时有怎么样的特色。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当时人们对西医的讨论,虽然数量相对于其它西学来讲,并不算多,但已可以证明此时国人对西医已有若干认识,西医在中国正逐渐发挥它的影响力。处理这个问题,是为了厘清当时人们认识的西医,其实是比较偏重于解剖学所确立的形质脏腑知识的。中西医理隔阂与可以参酌讨论之处,牵涉到广大国人对传统医疗观念、身体的了解等细节。民众对西医解剖等知识的解读与认识,可视作是中西医融合思想的一个基点,一般人对西医解剖一事特别有感想与意见,并将西医传教士的行为与中国养生家的“挖眼”、“取精”做模拟,总是西医发挥了对大众的影响力之后,中医学家才会对此现象加以认识并着手融合,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处在新旧、中西文化纷呈、急遽变动的年代,我们还是可以加以分析,因为医学的延续靠的是经验的传承,正因为医生掌管生死之大事,所以医学较其它传统学术更加着重传承,而较少人能够发惊世骇俗之论。唐宗海虽然顶着“中西融合”的招牌,但骨子里却还是一位地道的传统中医。他还是坚持一些中医术语、概念,如阴阳、五行、气化等基本概念,要言之,所谓融合西医的动力,与医学崇古思想绝对有关连。医学崇古思想,和唐氏以“回归原典”、“以西(医)证中(医)”的思想脉络来从事中西医融合的工作有关。这可以说是融合思想的前端,传统理论免于被时代淘汰的学术生命力展现。

    随着唐宗海的医书一再再版发行,话题围绕着中西医关系的言论也逐渐出现。虽不必然绝对是唐的医书影响,但他的总体思想仍可算是这个时代医家心中关切问题的缩影。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中西医融合思想的发展呈现更多元的面貌,展现了学术思想延续与深化的一面,也出现了更多医家与更深入的讨论,包括张锡纯(1860-1933年)与恽铁樵(1878-l935年)等人,而一般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这场讨论。

    有了初步的认识后,第三章开始后的各章节,是以唐宗海的医疗身体论述为主。晚清传入中国的西医学,正巧碰上了“特别反对机械性生理、病理理论,尤其鄙夷外科的中国医派,足以解释许多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中西医学格格不入的内在理路”。于是,重视身体内部脏腑生理的要求,正是来自西医知识的冲击,合信言:“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华人习医,无此一事,虽数十年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证,终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精之故。”基于此,唐宗海以中医的脏腑理论回应西医时,其间的争论焦点,就是本书要继续厘清的历史课题。

    从文献人手,从文字记载来追索思想的发展和医学观念的演变,是研究身体观历史的途径之一。以身体史的角度切入,来检视中西医融合思潮的可能方向,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两个不同医学体系在交会时,在医论中看待人体方式的转变,从而厘清题目的主线——中西气化与形质脏腑的不同目光。各章的分述,皆有独立性,也有连贯性,可以合看,也可以分论。本书所选取讨论的部分,皆就中医文献中所出现的特殊词汇与观念,如“肝在左”、“三焦”、“油膜”、“连网”、“脑气筋”、“散膏”、“六经”与中医的“气、血、水、火”等观念,藉医典之“内容分析”来发掘唐宗海之实质脏腑与中医理论折衷的特色;带有个别身体观的融合焦点,集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医疗体系对人体的综合看法,读者可悉心参看,认清在西医知识与中医传统的交互作用下,新时代的中医是如何去解释、甚至是“自圆其说”此一新的思想体系。

    第二节近代中医史的过往与展望

    1.阅读医史之初

    围绕着日新月异的研究方法与著作,笔者希望提出一些个人的阅读想法与对近代医史的粗略回顾。首先,两岸在近十年来研究医史的规模和深度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其不足与有待开发之处,仍值得学者们深思。自民国以来,许多历史学的前辈们,皆为各个领域的研究开筑了宽广的道路,医史也不例外。然而,自已在初踏入医史殿堂的那一刻,却总有茫茫然不知所措之感。除了医史比较专门、年轻外,此领域的前辈们,包括民初学者伍连德(字星联,1879-1960年)、余岩(字云岫,1879-1954年)、陈垣(字援庵,1880~1971年)、范行准(1906-1998年)等人的医史专著,都很难在一般的大学图书馆找到。比较容易找到并阅读的大概就是陈邦贤(1889-1976年)所撰的《国医学史》与谢观(字利恒,1880-1950年)的《中国医学源流论》,一般都将它们拿来作为初步研究的入门书。当然,陈着重于医疗史料的考证与排比 、汇集与年代的叙述,这一点,在余岩和范行准的著作中,也都可以寻出相同线索,这和民初之新史学重视史料之科学考证的大传统相关;而谢的著作中仅有《中西汇通》、《民国医学》等篇可供参考,也过于简略。这几本书的真实价值并不在于对特定时代或特定论题的医史做详细的论述,而是在于他们开创了民初以来医学史研究的风潮,提供了后进学者研究的新方向。例如陈邦贤称唐宗海所发表的医论是“假中西会通”的美名,后人论史大部分就采用或发明中西医“融合”、“汇通”、“一元化”等名词,这放在历史学来看,其实当初下定义的始祖就是陈邦贤,其开创价值在此。……

    书摘与插画